AI短剧，正在“盗走”普通人的脸

2026-4-3 08:53| 发布者: 如风

摘要: 如果不是看到朋友发来的AI短剧截图，汉服妆造博主白菜不会发现，自己竟在虚拟世界里，成了“猥琐好色”的反派配角。屏幕里，白菜看到另一个“自己”，五官、脸型、妆容都和自己几乎一模一样。这套妆容和造型，来自他 ...

如果不是看到朋友发来的AI短剧截图，汉服妆造博主白菜不会发现，自己竟在虚拟世界里，成了“猥琐好色”的反派配角。

屏幕里，白菜看到另一个“自己”，五官、脸型、妆容都和自己几乎一模一样。这套妆容和造型，来自他此前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汉服写真。

这样的AI“盗脸”事件，并非孤例。此前，已有肖战、杨紫等多位明星被指“撞脸”AI短剧主角。

多位从业者表示，只需要几张照片，便能精准地将一个人的面孔“抠”出，进行一些调整，就能“缝合”进视频生成。在成本与效率被同时压缩的生产逻辑下，一部AI真人短剧的算力投入能被控制在数千元，制作周期甚至不足五天；一些制作方往往直接从网络搜集图片作为生成参考。

在现有法规中，肖像权通常以“是否可识别”为判断标准。但在AI生成语境下，一张脸可以被修改，或者与他人特征融合，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相似”。当“像”与“不像”之间出现灰色地带，侵权认定也随之变得复杂。

而当下，大部分AI短剧制作，仍在成本、效率和风险之间寻找平衡。

▲左图为短剧《桃花簪》中“刘大”的形象，右图为白菜此前发布的汉服写真。受访者供图

短剧里另一个“自己”

“你是不是去演短剧了？”

3月30日下午，收到朋友询问时，白菜感觉有些莫名其妙。他搜索这部名为《桃花簪》的短剧。往后划了几集，很快就看到了配角“刘大”。

他愣了一下，那张脸太熟悉了。

白菜本是一名汉服化妆师，去年春节前后，姐姐帮他拍了一组“柿柿如意”主题写真。照片里，白菜身穿绿色汉服，戴黑色帽子，帽檐一侧贴了几朵橙色的花，脸颊上扫了几道同色腮红。照片只发在朋友圈和社交平台，传播范围并不广。

而短剧中的角色，从脸型、五官，到妆容、服饰和配饰，都和那组照片几乎一致。像是把他整个人“抠”下来，直接放进一段故事里。

白菜发现，剧中的“刘大”是个行为粗鄙的反派角色。看完第11、12集后，白菜看不下去了，他很难解释那种感觉，脸属于自己，但行为却完全失控。

在同一部短剧里，并不只有白菜疑似被“盗脸”。

3月30日当晚，另一位博主“七海”也收到了粉丝的提醒。她发现，剧中第11集出现的“刘大”妻子“何掌柜”，与自己此前发布的一段视频形象高度重合。那段视频里，她以“痣是美貌的点缀”为主题做妆造，而短剧中的人物，有和她高度相似的脸。

七海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她充分怀疑这部短剧用AI融合了她的脸。而自己作为商业模特，个人脸部形象是其核心职业资产和商业价值的载体，该短剧在未获授权情况下擅自盗用创作，对她的职业生涯造成负面影响。

七海还提到，该短剧剧组将她的形象丑化成热爱雌竞、辱骂殴打女性、虐待动物的反派角色，严重侵犯了名誉权。她将联合所属公司对该短剧制作、发行及相关平台追溯法律责任。

白菜把经历发到了社交平台上，“AI短剧盗脸”话题引发大量关注和讨论。

3月31日下午，白菜告诉新京报记者，自己维权的帖子上了热搜后，尽管没有收到来自平台方的回复，但他发现，短剧中“刘大”的AI形象已被替换，变成一个身穿灰色衣服的男子。

新京报记者看到，短剧《桃花簪》作者声明中显示“内容由AI生成”，标签为“剧情、逆袭、古风”，共72集，讲述了一个被诬陷赶出侯府的丫鬟，在战乱中辗转求生，最终入宫成为女官的故事。截至4月1日上午，站内热度值4103万，共有2.5万收藏。

在社交平台搜索，白菜查到这部短剧的上传账号名为“有趣动漫剧场”，关联企业是成都微麻微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在网络视听节目备案系统上，新京报记者查询发现，短剧《桃花簪》有两个备案号，其制作机构是杭州映趣短剧阁科技有限公司，在多家意向平台播出。

截至发稿，新京报记者多次尝试联系上述制作机构和短剧发布账号关联企业，未获回应。

▲白菜维权的帖子上了热搜后，他发现剧中“刘大”的形象已经被替换。图源：短剧平台截图

一张脸是如何被“盗”走的

令白菜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自己的脸，究竟是怎么“跑”进剧里的？

一位曾在AI短剧公司工作的员工告诉新京报记者，AI真人短剧的制作已经有固定流程。先由剧本团队生成故事，再交给制图部门出“底图”，也即人物基础形象，包括面部特写、全身三视图，有时还会细化到服饰、配饰，甚至美甲、发饰这样的局部细节。一旦底图确定，人物的“脸长什么样”就已经固定。后续的视频生成、剪辑与拼接，更多是围绕这些既定形象进行批量生产。

人物的脸等底图的生成，有多种方式。北京星也律师事务所高级顾问于泽辉长期关注AI短剧行业的发展，他介绍，为了保持后续视频角色一致性，首先要生成固定的人物形象，常见方式有两种，一是由大模型根据提示词直接生成，二是“垫图”生成，在一张或多张真人图片作为参考的基础上进行调整。

“完全让模型生成，人物容易显得不真实。”AI海外短剧制片人杨晨解释，为了让角色更接近真人质感，在实际操作中，制作方通常会寻找现实中的脸作为参照。

这些参考图片，大多来自公开网络。

“一般不会用明星照片，风险太高。”杨晨说，更多时候，制作方会直接从社交平台上搜索照片，利用AI工具修改细节，比如调整五官比例、改变妆造、替换服饰等，生成一个“看起来不完全一样”的新角色，目的是尽量绕开肖像权问题。

另一位AI真人短剧导演表示，为了规避潜在的风险，他所在的公司会使用国外的大模型生成人物，并测试生成的图片与真人的相似度，通过公司内部的审核才能使用。

杨晨提到，《桃花簪》中的“刘大”算是“做得太过分的一种”，相当于直接拿别人的照片生成人物。

但人物细节修改到什么程度才算“安全”，这一界限并不清晰。

多位行业人士认为，这种灰色空间是当下AI真人短剧的常态。在模糊地带里，很多操作都有解释空间，制作方即便被质疑，也常以“只是长得像”或“证据不足”为由进行推脱。在绝大多数公司未获授权的背景下，内容是否侵权往往取决于“有没有被发现”“有没有人追究”。

成本，是这种生产逻辑的直接驱动力。

多位从业者提到，当前一部AI真人短剧的制作周期可以压缩至三到五天，算力成本能被控制在五千元左右。这样的成本结构下，为每一个角色单独获取肖像授权，几乎不具备现实可行性。有从业者告诉新京报记者，批量生产的AI短剧上线后，若是有肖像侵权投诉，最差的结果就是下架而已。

这种生产逻辑，也在不断测试平台审核的边界。

年初，某平台的视频生成模型上线后，曾因用户上传已有IP形象生成视频引发争议，随后平台宣布限制真人素材作为主体参考。但在实际操作中，这类限制并非无法绕开。杨晨提到，通过将同一人物的多角度、多表情照片拼接成设定稿输入，或在本地搭建生成流程，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审核机制。社交媒体上的一些教程，也教授各种方式绕开人脸审核机制。

另外，一些更隐蔽的应用场景风险更高。多位受访者提到，盗用人脸利用AI生成色情内容，已经成为另一个灰色地带。

“普通人面对AI侵权，有点投诉无门”

维权对于白菜而言，并不容易。

发现自己的照片疑似被盗用后，白菜把相关片段截图，在短剧平台提交“肖像权侵权”举报，同时拨打客服热线。对方给出回复：按照指引准备材料，包括身份证明、对比截图等信息，通过邮箱提交，由平台进行审核。

4月1日，新京报记者向该短剧平台客服咨询肖像权侵权投诉，在客服发送的《投诉及申诉材料提交指引（26年1月版）》中看到，“主张肖像权侵权”属于元素侵权的场景。收到侵权举报的申诉人若主张元素不侵权，应根据申诉场景提供相应元素的权利证明材料，同时说明不侵权的理由。

流程并不复杂，但真正操作起来，并不顺利。

白菜平时很少使用电脑，而他最早截取的视频和图片，没有时间戳、链接等关键信息，咨询律师后发现，这些难以直接作为有效证据。而此时，短剧平台上《桃花簪》中“刘大”的形象已经替换了。

其他平台的形象还没来得及被替换，在律师朋友的帮助下，他们利用时间戳工具对画面及其他相关信息进行固定。

“这类侵权通常涉及平台和制作方两个主体。”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朱晓颖告诉新京报记者，如果平台在收到侵权投诉后及时处理，承担的责任会相对较轻，更多的责任还是在制作机构一侧。

在朱晓颖看来，这类案件主张权利时并不只局限于肖像权。

白菜最初发布的汉服写真，在构图、妆造上具有一定独特性，可能同时构成摄影作品，涉及著作权；此外，人脸信息本身也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被处理和传播，还可以视为对个人信息权益的侵害。

朱晓颖表示，一旦进入诉讼程序后，短剧制作方需要提供创作文件，说明剧中相关形象的来源，复现其创作过程。如果无法复现或无法证明其生成过程不涉及他人素材，需要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对于白菜的维权，朱晓颖认为最困难的是计算赔偿金额。

这涉及几个维度：被侵权人的实际损失、侵权方的获利情况、维权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法院酌定的金额。对普通人而言，难以证明具体损失；而制作方的收益情况普通人也很难获取。朱晓颖表示，很多案件最后由法院酌定。

在维权的过程中，白菜也在思考，如果不是朋友认出了短剧中的“自己”，如果没有朋友帮忙，或者是中老年人被侵权，他们要怎么做？他感慨，“普通人面对AI侵权，有点投诉无门。”

对白菜来说，这件事带来的不只是被侵权的愤怒，还有一种失控的担忧。他更担心自己的脸是否会被带入诈骗等其他场景，或者更多无法控制的内容里。

▲在短剧平台，《桃花簪》的热度超过4000万。图源：平台截图

复杂的肖像权侵权

类似的AI“盗脸”争议，并非第一次出现。

2026年3月，某短剧行业头部平台对真人微短剧业务作出重大调整：批量暂停真人微短剧立项，取消对中小型制作方的保底分账。与此同时，AI漫剧、AI真人剧等AI短剧市场快速增长。

这种由技术驱动的内容生产模式，正在重塑短剧行业，也催生了一系列复杂的法律合规问题。

以肖像权为例，在AI短剧中，一张“像某个人的脸”，有多种技术路径，对应的侵权风险也并不相同。这取决于人脸的生成方式、可识别程度以及数据来源。

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昀锴表示，即便是完全由AI提示词随机生成的虚拟形象，也潜藏着侵权问题。由于算法模型的生成具有一定的随机性与不可控性，生成的虚拟人物面部特征因为训练数据，完全有可能与现实生活中的某位自然人撞脸。

此前，AI短剧引发的肖像权纠纷，多发生在明星等公众人物身上。比如短剧《京华风云》中，男主被指“撞脸”演员肖战；《重生后，我成了娘亲的守护神》被质疑使用演员杨紫的面部特征；再早一些，一部播放量超过2300万的AI短剧《鲛珠引》，也曾因疑似盗用摄影师原创作品中的模特形象与妆造引发讨论。

这些争议，大多围绕“像谁”“有多像”这些相对直观的问题展开。

3月20日，北京互联网法院通报一起因AI换脸短剧“神似”知名演员而引发的肖像权纠纷案。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诉涉案片段并非AI换脸引发的偶发性“撞脸”，而是制作并发布短剧的A公司使用原告肖像利用深度合成技术生成的结果；上线运营涉案短剧的B公司未尽审查义务，双方均需担责并赔偿。

其中，肖像“可识别性”是关键。

法院认为，根据民法典有关规定，自然人享有肖像权。肖像的“可识别性”并不要求侵权形象与本人完全一致，只要一般公众或特定群体能够识别，即可认定使用了特定自然人的肖像。

多位律师表示，这一标准同样适用于普通人。对于非公众人物，判断范围可能从“社会公众”收缩至“特定社交圈”，只要在熟人范围内能够被明确指认，也可能被认定为具备可识别性。

然而，当“像”的程度发生变化，“有多像”的问题变得愈发棘手。

李昀锴提到，以“垫图”为例，技术上可以通过调整相似性参数，从高度一致到明显差异，呈现出一个渐变区间。但在法律上，并不存在统一标准。实践中更多依赖法官基于一般社会认知，对整体观感作出判断，这也意味着在中间区间内，裁量空间较大。

当生成技术不断复杂化，争议也随之增加。

例如，在“融脸”生成中，多张人脸特征被同时使用，生成结果不再对应任何单一原型，但对部分当事人而言仍可辨认。在这种情况下，谁可以主张权利、如何认定侵权，仍存在较大争议。

在这些情形之外，还有一种新的判断路径。朱晓颖提到，可以主张个人信息权益侵害，与肖像权相比，个人信息权益侵权在举证上门槛更低。

她解释，个人信息权益是民法典颁布之后确定的新类型的人格权益，针对的是数字环境之下的个人权益，一旦证明在这个数字空间中，未经个人的授权或者没有其他的法定事由，个人信息被处理了，那依然是构成侵权的。

当怀疑自己被“盗脸”时，朱晓颖建议，首先要做好证据固定，最好通过时间戳等方式固定侵权平台、内容、热度等。然后向平台进行投诉，要求平台下架侵权内容。如果情节严重，可提起法律诉讼，要求侵权方承担法律责任。

▲群演珂珂告诉新京报记者，群演群中已经出现60元的“AI短剧肖像授权”。受访者供图

未被探索的边界

当下，更现实的问题是，谁会去追究侵权？普通人的维权案件仍然相对少见。

李昀锴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成本与收益之间的不对称：司法程序复杂、周期较长，而侵权带来的实际损害往往难以量化。对个体而言，投入的时间与精力，未必能够获得对等回报。相比之下，明星与网红的肖像本身直接关联商业价值，一旦被未经许可使用，可能对广告代言或其他商业合作产生影响，因此更有动力进入维权程序。

在李昀锴看来，当前AI生成内容的法律边界之所以呈现出较大的弹性，还与多个尚未明确的问题有关，相关权利在法律上如何主张，目前仍缺乏清晰路径。

首先是训练素材的来源与合法性。利用海量数据训练人工智能模型过程中，难以避免使用他人享有版权的作品作为训练素材。比如此前有画师就作品被用于模型训练提起诉讼，相关案件仍在推进中。其次是AI生成内容的权利归属问题。在现行法律体系下，AI生成内容是否构成作品、由谁享有著作权，尚未形成统一规则，这也直接影响到AI短剧制作方的权利保护基础。

更现实的路径在于生产端的合规控制。

于泽辉建议，使用AI工具创作时，企业需要能够说明人物形象的生成过程。制作方应保留完整的创作记录，包括提示词、参数设置、使用素材以及关键生成节点的结果，并使用可信时间戳等方式对相关证据加以固化留存。

“无法复现创作过程，可能面临举证不能的后果，难以证明创作中未侵犯他人合法权利。”于泽辉表示，制作方还应注意人物形象审查与素材来源溯源。使用真人图片作为参考图“垫图”生成时，不仅要获得图片的著作权授权，还必须获得本人的肖像权授权。他提到，即使购买了演员的肖像权授权，使用时也不能超出授权范围，例如未经授权，不能将人物形象用于有负面评价的反派角色上。

随着AI浪潮奔涌而至，如何为其划定法律的堤坝，成为一场全球都在面对的问题。

李昀锴提到，多数国家并未针对人工智能制定专门立法，而是采取在既有法律框架下逐步调整的路径。在国内，当前更倾向于以行政监管为主的“敏捷治理”方式，通过规范平台与内容生产环节来应对快速变化的技术现实。其背后的考量在于，立法周期相对较长，而技术迭代速度极快，若过早固化规则，可能在法律生效时已经产生新的问题。

在生产端，一些新的变化已经出现。

杨晨提到，目前已经有公司开始尝试签约演员肖像权，这可能是未来的一种方向。群演珂珂告诉新京报记者，群演群中已经出现60元购买“AI短剧肖像授权”，只需提供本人3—5张半身照及全身照片，并线下签署授权协议，半小时就能完成。

她认为，出于成本和效率考虑，用AI替代路人群演将成为时代趋势，那些想通过做群演积累经验、再成为特约主演的人，现在更不可能了。而合法出售肖像权的前提是价格、合同合理，但在法律不够完善、维权门槛高的情况下，普通人很难保障肖像不被挪作他用。

在杨晨看来，行业真正的变化可能会来自一轮轮被动的纠纷。“这条路一定是被告出来的。”他说，只有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维权，这条模糊的边界才有可能被一点点厘清。目前阶段，大多数制作仍在成本、效率和风险之间寻找平衡。

在白菜的理解里，AI本该是“让生活更方便的工具”，但现在，它正在变成另一种不确定的风险来源。他说，如果自己维权的这件事能够推动一些改变，“那至少，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白菜、杨晨、珂珂为化名）

来源：新京报；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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