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秋季，香港高等法院的一纸判决，将许家印前妻丁玉梅在加拿大、直布罗陀、泽西和新加坡价值2.2亿美元的资产纳入冻结范围。与此同时，许家印名下价值高达77亿美元（约550亿元人民币）的全球资产也被禁止处置。

这场资产冻结风暴不仅席卷了许家印的直系亲属，连其侄子许火健位于广州侨鑫·汇悦台的豪宅也未能幸免，将于2026年2月被法院拍卖。许氏家族成员几乎无一例外地陷入了资产被冻结、查封和拍卖的困境。

许家印精心构筑的离岸信托“防火墙”在香港法院的判决下土崩瓦解，而曾经助他登上首富宝座的香港富豪们，也在恒大暴雷的硝烟中损失惨重。

资产版图瓦解，家族成员尽数牵连

恒大帝国崩塌后，许家印家族成员的资产情况一个接一个被暴露在公众视野。丁玉梅，这位与许家印在2022年进行“技术性离婚”的前妻，如今面临的是全球范围内的资产冻结。受此影响，生物制造企业创尔生物宣布被终止上市。

近日，创尔生物发布公告称：“鉴于公司股东股权冻结事项长期未获有效解决途径，公司被终止上市。”导致上市受阻的关键人物，是其股东之一丁玉梅。

丁玉梅目前被禁止处置其名下的全球资产，其中包括她持有的创尔生物股份。数据显示，在公司前十大股东名单中，她位列第三，持有约365万股，占总股本约4.3%。这些股份处于持续冻结状态，也无法通过减持退出。

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这项“全球资产冻结禁令”，创尔生物本轮或许仍有机会继续上市进程。但丁玉梅无法处置股份，使得公司股权结构失去可行解决路径，上市被迫终止。

公开资料显示，创尔生物成立于2002年，是国内胶原贴敷料领域的先行企业。2022年，公司提交上市辅导备案，但因2021年营业收入未达标而撤回上市申请。如今再次冲刺，又因股权冻结问题折戟。

同时，许家印的侄子许火健同样处境艰难。

1月16日传出消息，他位于广州顶级豪宅楼盘侨鑫·汇悦台的房产已被法院查封，将于2026年2月25日以4400万元起拍价进行法拍。这套曾以6800万元挂牌的豪宅配有5个洗手间及多套间布局，是广州富豪阶层的象征。

资料显示，许火健目前担任广州恒大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同时持有广州市雅旭装饰设计有限公司20%的股权，而雅旭也曾承接恒大项目的装修装饰工程。

公开信息显示，截至2025年底，许火健在6家企业中担任法定代表人、股东或高管，累计涉及司法案件22件。其中，更因“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被列入失信执行人名单。

据不完全统计，恒大系高管及其亲属名下至少有23处高端物业面临类似的处置压力。

更令人惊讶的是，丁玉梅在法庭上以“抚养未成年子女”为由，申请将每月生活费从2万英镑提升至10万英镑，但遭到法官驳回。法官当庭披露的证据显示，仅丁玉梅在伦敦酒窖的藏酒价值就超过2000万英镑。

可以看出，许氏家族早年借助恒大体系的工程链条确实获得了不小的利益。

香港富豪圈的资本盛宴

回顾许家印的崛起之路，香港富豪圈的支持不可或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恒大原定上市计划受重创，资金链出现120亿元的巨额缺口，使公司濒临破产。

此时，许家印远赴香港，在英皇集团主席杨受成的引荐下，结识了新世界发展创始人郑裕彤。他连续90天出现在郑裕彤位于浅水湾的豪宅，陪香港几大富豪玩一种叫“锄大地”的牌局。该类牌局曾经在香港及两广区域流行。

许家印的“牌局公关”获得成功。在郑裕彤的推动下，周大福集团联合科威特投资局、德意志银行等机构，向恒大注入5.06亿美元的救命资金。同时，刘銮雄向恒大注资5000万美元，有“重庆李嘉诚”之称的张松桥也注资1亿美元。

这一核心的富豪圈，把濒临破产的恒大捧成了明星企业。2009年，恒大光速登陆港交所，郑裕彤、刘銮雄、张松桥等均出面为恒大站台。

恒大上市首日市值突破705亿港元，许家印也因此首次成为中国内地首富。

深度捆绑，投资规模不断升级

恒大上市后，香港富豪们的投资从救命钱逐渐转向战略押注，规模不断扩大。刘銮雄家族成为恒大最坚定的投资者之一。

2017年至2018年间，刘銮雄通过华人置业以132亿港元买入恒大8.57亿股，其妻子甘比个人也买入3.15亿股，家族合计持股近9%，成为恒大第二大股东。

2019年，刘銮雄又认购11亿美元恒大债券；2020年以45亿港元入股恒大物业；2021年再投30亿港元给恒大汽车。刘銮雄家族累计向恒大系投资高达205亿港元。

郑裕彤家族在早期投资中收获颇丰。2010年至2015年间，郑裕彤逐步减持恒大股票，并在2015年将北京、上海、青岛等城市的9个地产项目以339亿元打包卖给恒大。

郑裕彤在2016年去世前已基本退出所有恒大投资。

然而，郑裕彤的接班人郑家纯却没能经住许家印的游说。2020年和2021年，郑家纯分别斥资5亿和5.1亿港元认购恒大物业和房车宝，这两笔投资最终都打了水漂。

泡沫破裂，巨额投资打水漂

2021年，恒大债务危机全面爆发，股价从巅峰的28港元暴跌至0.27港元，市值缩水超过97%。香港富豪们的投资也随之蒸发。

刘銮雄家族成为最大的受害者。他们紧急抛售恒大股票，仅收回22.6亿港元，累计亏损178亿港元，亏损幅度高达86%。刘銮雄个人财富也从500亿港元缩水至230亿港元。

更糟糕的是，他们对恒大物业、恒大汽车以及恒大债券的投资，基本血本无归。华人置业发布的中期报告显示，公司净负债29.2亿港元，中期亏损4.11亿港元。

杨受成也是被许家印“坑惨”的香港富豪之一。他在恒大汽车上的投资超过24亿港元全部打了水漂。英皇集团也因恒大关联业务，在2023年到2025年连续三年合计亏损65亿港元，累计损失近百亿。

唯一例外的是张松桥，他在2015年开启大规模资产置换，将旗下中渝置地在重庆所有的地产项目都卖给恒大，累计套现173亿元，成功在高点清空了内地所有资产，逃过了恒大的收割。

法律利剑，离岸信托被击穿

面对巨额债务，许家印试图通过复杂的离岸信托架构保全财富。许家印和丁玉梅夫妇早在恒大暴雷之前，就为子女搭建起庞大的离岸信托架构。

他们在2019年前后在美国设立了高达23亿美元的单一家庭信托基金，指定两名儿子为受益人。这些资金主要来源是许家印夫妇多年来从恒大获取的股息分红和套现所得。

自恒大上市以来（2009年至2022年），许家印和丁玉梅合计分得红利逾500亿元人民币。这些利润以股息形式层层上划至许家印夫妇控制的离岸公司账户，最终转移出境注入海外信托。

然而，2025年9月，香港高等法院就恒大创始人许家印家族信托案作出判决，击穿了这层“防火墙”。法院认定，许家印作为委托人保留了对信托财产的实际控制权，使得信托的独立性形同虚设。

法院判决基于四大法理支柱：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欺诈性资产转移原则、信托独立性缺失造成的隔离功能丧失，以及债权人保护优先的公共政策原则。

跨境追债，清盘人的全球行动

为追讨许家印转移至海外的资产，恒大清盘人展开了一场横跨四大洲12国的“资产追猎战”。清盘人团队由香港法院任命的安迈咨询主导，超过50人，包括律师、会计师、估值师、税务专家等。这些专业人员的小时费率从2000港元到8000港元不等。

目前被冻结的资产价值约550亿元，远远不足以覆盖债务总额。

在英国，伦敦高等法院冻结了丁玉梅名下商业地产、泰晤士城豪宅及曼彻斯特写字楼等资产。香港方面，“发迹楼”被拍卖抵债、许家印的A319私人飞机也通过拍卖行挂牌出售，价格相比全新时折价70%。

更令人唏嘘的是，家庭关系在债务压力下破裂。2025年2月，丁玉梅将自已与许家印的小儿子许滕鹤告上香港法院，诉请追讨一笔逾10亿港元的款项。这一“母子对簿公堂”的局面，凸显出债务泥潭对家族成员的撕裂。

恒大清盘人披露，截至2025年7月31日，已收到187份债权证明表，提出的债权总额约为3500亿港元。这一数字远超中国恒大2022年底披露的负债额（约275亿美元），清盘工作恐将持续多年。

香港法院的判决首次明确“信托若沦为欺诈债权人的工具，隔离功能将彻底失效”。这一裁决改写了市场对离岸信托安全性的认知，也成为跨境追债法律实践的一个重要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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