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音演员们并非第一次面对声音被“克隆”的问题。

在AI大范围应用之前，行业内已经有一种被称为TTS（Text To Speech）的技术，需要人为去录制一些素材。

“它是专人选拔，付费授权。”言一回忆。一些地图导航类APP、短视频中的背景音，都是TTS的应用。

一家TTS语音制作公司的负责人告诉新京报记者，在他们的项目里，每一个声音都经过了配音演员的许可。她回忆，TTS行业早期也曾“不太规矩”。“一开始签协议有点霸王条款，跟你说我这有转授权，你要签就签，不签就这么着。”但随着行业发展，现在“大家都比较规矩了”。

许多配音演员认同这样的规范，但当前狂奔不止的技术给他们带来了更多考验。

在北京中勤律师事务所律师任相雨律师看来，这种困境是结构性的。

他曾代理过全国首例AI生成声音人格权侵权案。2023年，配音演员殷女士发现自己的声音被一款AI软件合成并商业化使用，最终起诉至法院。在这个案例中，任相雨就面临极大的取证困难。

“我们要根据声音来溯源它最开始从哪流出来的。”任相雨解释，殷女士案中，他们花了大量时间确定侵权主体——声音最初从哪个平台流出，平台与哪家公司合作，这家公司又从何处拿到声音样本。

最终，殷女士案胜诉。法院认定AI生成的声音如果具有“可识别性”，就受声音权益保护。

现在，“不承认”成了配音演员们维权时最常遇到的回应。

“他们的话术非常一致。”紫棠说，“他们会说，我的声音是AI生成的，跟你没有关系。如果有相似，那也是AI用别人的素材生成的，你怎么去认定这是你的声音？”

而比起2023年全国首例AI生成声音人格权侵权案，现在的配音演员们面临着更大的维权困境，他们甚至不知道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紫棠描述她看到的侵权作品：“一个角色由多个配音员声音拼接而成，第一位配音员说了两句话，就换成第二位配音员，再换为第三位，再换为第四位，再可能再倒回第一位来组成一个角色的配音。”

紫棠和言一都提到，现在他们签合同时，会加入禁止AI授权的条款。言一描述条款内容：“你禁止使用作品当中的声音，用于任何形式的AI采集、训练和生成，仅限于本作品使用。”

但问题是，即使合同里有这一条款，也无法阻止声音被采集。“你无从溯源对方到底采的是哪儿的声音。”紫棠说，“我们不知道是A棚主把我的声音卖了还是B棚主，还是平台直接通过你公开的声音采集的。”

任相雨也接触过不少配音演员的案例咨询，他承认，现在的侵权比殷女士案时“更泛滥”了。

殷女士案中，侵权路径是清晰的：声音从某公司流出，被某平台使用，链条可追溯。但现在，配音演员们不知道自己的声音究竟是从哪里流出去的。况且，一个AI短剧里可能用了十几个配音演员的声音，每个声音可能来自不同的公开作品，被不同的AI模型采集，经过多次混合训练。

任相雨给前来咨询的配音演员的建议是：先自己把被侵权的片段截出来，再用自己的声音把同样的台词录一遍，做个对比样本。如果相似度足够高，再考虑下一步的声纹鉴定。

但声纹鉴定成本极高。“可能得几万块钱。”紫棠说，更麻烦的是，一个配音演员有多个音色，每种音色被侵权，就要单独做一次鉴定。“我的声音越多，我需要花的钱就越多。我最终为了证明我是我自己，要花很多钱。”

任相雨也承认，对于大多数侵权案件，“诉讼是不划算的，一个是时间成本，一个是经济成本。”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即使赢了官司，赔偿金额也可能覆盖不了成本。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数字正义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裴炜指出，关于输入端的侵权，在学界充满争议。裴炜解释，有学者认为在未经当事人允许的情况下，大模型就使用其素材进行AI训练也构成侵权，但也有一种声音认为，仅使用声音进行AI训练就构成侵权有待商榷。

但即使在输出端，裴炜对配音演员们的维权也并不乐观，裴炜介绍，可识别性是指一般公众能否通过声音联想到特定自然人。但“一般公众”的标准是什么？是所有人都能识别，还是相关领域的人能识别就行？

这意味着，那些腰部、底部的配音演员，他们的声音在同行业内一耳朵就能认出来，但在公众层面，没人知道他们是谁，他们恰恰处于法律保护的灰色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