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十几万的爱马仕包里，放了一个折叠布袋，乘地铁过安检的时候，抽出布袋，套在爱马仕外面，再从安检区迅速取一个塑料筐，将包放在筐里，送入传送带，只有这样，万菁才觉得对得起这只包。

但大部分时候，如果出门背上了奢侈品包，万菁会果断选择打车，即便是在堵车高峰的上下班时段。

不过，万菁上一次这么紧张地背着包出门，已经是一年多以前的事了。整个2025年，除了一只“LV”，万菁没再买别的奢侈品包。而在这之前，自2018年从大学毕业后，她几乎每年都会买上30多个包。

在地缘政治冲突和美元信用危机下，消费者更倾向于将资金投向黄金等保值资产，而非易贬值的奢侈品。

奢侈品巨头们的中国地区销量都分别有所下降。如坐拥古驰（Gucci）、圣罗兰（Saint Laurent）、巴黎世家（Balenciagav）等奢侈品品牌的开云集团（Kering），营收同比下降12%至171.94亿欧元，净利润下降62%。

香奈儿（Chanel），在2024年的销售额为187亿美元，同比减少4.3%；营业利润为44.79亿美元，同比减少30%，是各大奢侈品牌中，在亚太地区营业收入同比下滑最多（-9.3%）的品牌。

知名奢侈品在中国的市场遇冷，不是这两年才开始的。市场萎缩之下，强调实用而非追逐符号标签的消费观，重回中产女性的生活。

从2025年开始，谭雪不再背大牌包了。

这是身边的朋友先发现的。好几次出门聚会，朋友们对谭雪发出惊讶：“你没带包？”谭雪这时才恍然发现，自己已经用了很久的帆布包了。

她回去看了自己的衣柜，大大小小的包放在柜子里，有的甚至还没拆封。自己租的房子里就有五六只几乎全新的包，家里还有十几只，“但真的都没在用了”。其中最贵的是一只7万多的香奈儿，买回来后，谭雪只背过一次。

谭雪对奢侈品包的主动关注，大概是从中学时期开始的。当时，她在美国念高中，常见到很多中国留学生提着LV“棋盘格旅行袋”上课，为了合群，谭雪买了人生中第一个LV托特包。但托特包肩带宽度不足1厘米，装上课本后变得沉重，把她勒得生疼。

18岁那年，谭雪得到了她的第一个Chanel。为了搭配它，她开始改变自己的穿搭风格，一些原本不喜欢，或是不适合自己气质的衣服，她也会买来穿。习惯了一段时间后，她在听到SA（sale assistant，销售助理，俗称“柜姐”）说，“这是今年的秀款”“全美只有两个”，之类的话，几乎都会头脑一热，为之买单。

毕业后，谭雪在上海工作，常常因为加班熬夜、压力太大而疯狂购物。她入手过两个低价位的爱马仕、一只“甚至装不下手机”的秀款Chanel，也在第一次拿到年终奖后，冲动买了一只1万元的Celine，款式很小众，但容量极小，“最多装个手机”，差不多花掉了她一个月工资。自买完到现在三年多过去了，谭雪一次都没背过，“甚至没有用它拿来拍过照”。

直到去年，她发现这只Celine还躺在柜子里。她想拿去二手柜台卖掉，发现已经掉价到了3000多。

约从2025年开始，谭雪逐渐感受到，每次通过买大牌包包获得的快乐，往往持续不到24小时就消失了，“它们（这些包）也会在陪我拍完一次照后被打入冷宫。”

踏入职场后，个人的生活惯性不知不觉地往实用主义靠拢，谭雪在上班时不需要一只装不下手机的包，更大概率是拿帆布包。通过地铁安检时，帆布包在脏兮兮的传送带上蹚一遍，她也不会觉得心疼，甚至出去玩时，她也会拿上帆布包，“更耐造”。

除了包，谭雪对其他奢侈品的消费欲望也在下降，比如服装。以前，她会因为购买大牌衣服而感到满足，但名牌的护理大多需要很谨慎，需要和其他衣服区别对待，“一件100块的T恤，我可以扔去烘干机，但一件5000元的T恤就需要手洗。”这让谭雪觉得，是自己在伺候衣服，而不是衣服服务自己。

谭雪还发现，这两年来，不仅是自己这种“打工人”，她认识的“真正的有钱人”，也开始不买包了。谭雪有个做生意的亲戚，原本是爱马仕的VIP客户，基本爱马仕的新款都会配货，但近几年来，她都不再买爱马仕了。销售发来的活动邀请也不会去。

今年30岁的万菁上班开始不背包了，她把购买奢侈品包的钱，用来换了一个离公司更近的住所，每天步行上班，几乎不需要额外包装什么东西。

如今，万菁的橱柜里有30多个奢侈品包，几乎涵盖各大奢侈品牌，但她用得最频繁的，还是一个可以用来通勤的，很能装东西的“LVspeedy25”，但由于手柄是植鞣皮，不能沾水，用起来也必须小心呵护。于是，整个2025年，万菁买的唯一一只奢侈品包，是进阶版的“LV speedy30”，手柄改良成了小牛皮，质量上相对较好。

万菁买过最贵的一只包，是在澳门旅游时购入的爱马仕手提包，花了近11万元。但除了买回来后第二天用了一次，那之后，万菁再也没背过它出门，它被长久地搁置在万菁的橱柜里吃灰。

她发现自己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场合使用她。平时在北京街头的通勤路上，万菁也从未见过任何人背着爱马仕。也许，十几万的包，真的不适合挤地铁和吹冷风。在工作场合，万菁见过最多的奢侈品包，也是“相对耐造的LV”。

有时背着昂贵的包去坐地铁，她会专门在包里装着一个塑料袋，把包从外面包起来再放进传送带。但这会很麻烦，尤其是在高峰期的通勤时间内，这一系列步骤会降低效率。

万菁承认，自己作出购买一只奢侈品包的决策，一度因为虚荣心。她认为，参加工作以后，有必要为自己配置一些“社会认同”的符号。但到了30岁以后，她反而开始反思，“虚荣心得到满足后，我好像找不到更多场合去施展它。”

大四时，万菁购入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个奢侈品包，4000多元的Burberry，卡其色调、经典格纹构成的美学风格，“给我的第一感觉是没有一些自主品牌那么浮夸，比如LV的指向就很明显。”

万菁觉得，相较之下，Burberry更为沉稳、文艺，这让她产生一种对“知识分子气质”的向往。

多年后回想起来，万菁觉得，自己会向往那样的美学风格，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我自己还不具备那样的气质”。而当她真的成了一个富有学识的独立女性之后，她反而对那些符号意象没那么大的感觉了。

谭雪和万菁，都成长在富裕的家庭环境里，大学期间，万菁的月生活费就有将近7000元。得到一只作为生日礼物的奢侈品包，对她们而言再正常不过。

但随着她们步入社会，成为职场人士，实用性超过了符号意义，成为用脚投票的自然选择。

通过自己认识的SA，万菁也能感受到奢侈品包的市场萎缩。“一些品牌明显在强撑”，有销售向她透露，线下门店“几乎没什么人了”，在营收下滑的压力下，一些销售也被降薪甚至裁员。

李伞是从2020年开始对奢侈品包“祛魅”并减少购买的。她在北京一家三甲医院工作，近几年她明显感到自己肩上的工作量增加了，“一个人常常需要干两三个人的活儿”，这是她以前没有体会过的。

“上班突然不太好挣钱了。”她不得不重新规划自己的消费习惯。

李伞对奢侈品包的兴趣是在大学期间培养起来的，那是2019年之前的四年，当时外界带给李伞一种错觉——奢侈品是普通人的日常单品。进入大学后，无数自媒体博主在社交平台崛起，李伞关注了大量的穿搭博主，她发现，大部分明星、博主，都会在穿搭里配上奢侈品配饰和包，这也无形中塑造了李伞的消费审美。

当时，她生活在北京，走出校园，就常常在地铁上、街头注意到背着LV、香奈儿的年轻女性，“不是一种刻意的炫耀展示，但平时生活中就能在很多人身上看到这种奢侈品的印记。”

在金融行业工作的林澜，一度把奢侈品视作某种业务刚需。她常参加一些与投资、私募相关的行业聚会，在那些场合，林澜发现，“先敬罗衣后敬人”的社交规则是客观存在的，一只价值不菲的包背在身上，“奢侈品会替你说话”，这最大程度提前了符号的意义。

林澜想，这也许与行业属性有关，“金融本身是关乎信任，人们的套利行为和资产配置判断大多来自两方面，一个是客观的认知，另一个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际网和消息面。”而奢侈品牌的符号可以提高社交效率，“如果你的东西质感很差，或者很学生气，其实是上不了台面的。”林澜这么觉得。

毕业三年内，林澜种草的第一件奢侈品，是一款LV的围巾，正价3800元。她第一次买的LV包，则是一只公价2万的老花托特。一次在香港遇到活动折扣，她以1.7万元的价格咬牙买下，花去了近一个月工资。

而随着入行越来越深，接触的人越来越多，林澜逐渐发现，买完基础款，还有限量款、高定款，“你永远背那几只基础款，别人就会永远知道你手头资金有限”。

林澜意识到，这是个“无底洞”。带着这样的眼光再去审视奢侈品，她逐渐回归到现实视角：一些样式不错的产品，“其实成本很低，造价根本不值好几万”。逐渐地，她开始买A货，真真假假混着背。

对奢侈品牌而言，中产消费者往往扮演着合二为一的关键角色：既是市场的“增长引擎”，也是奢侈品行业的“晴雨表”。

美国经济学家哈尔·范里安在《微观经济分析》一书中，将“奢侈品”（luxury good）定义为“随着收入增长，其需求增长速度超过收入增长速度的商品”，随着人们的收入增加，奢侈品消费增加比例会快于收入增加比例，相应在消费支出中的比重也会上升。

奢侈品象征的独特生活秩序、免于庸常的审美特权，是人们为它买单的原因。大部分情况下，它不为真实的消费需求驱动，而是更多为情绪、消费环境驱动。

因此，攒钱买包的中产阶层，往往最能诠释奢侈品的符号消费本质。

2020年的热播电视剧《三十而已》里，主角顾佳希望从中产阶层跻身到掌握资源的富太太圈，却由于她背的香奈儿在富太太们眼里不上档次，合照里被裁掉了。后来，她咬牙购入一只价值30万元的爱马仕手提包后，才得到了这个圈子的勉强接纳。

通过极高的定价、稀缺性和高门槛（如配货）筛选出富裕阶层，或制造身份特殊性，是奢侈品定义某种生活品味和消费等级的基本方式。

因此，伴随着奢侈品包在中产群体里消费遇冷事实的，是大牌看似逆流而行的涨价。2022年以来，LVMH集团、开云集团及旗下的香奈儿和爱马仕等奢侈品牌陆续传出了全球调价的消息，其中，香奈儿、爱马仕、迪奥等奢侈品巨头纷纷提价。

根据伯恩斯坦证券研究，2020至2023年期间，迪奥提价了66%，香奈儿提价了59%，Prada提价了43%，Louis Vuitton提价了31%，Saint Laurent提价 25%，Gucci提价21%，Hermès提价20%。

不仅是中产正在抛弃奢侈品，奢侈品也在通过涨价反向筛选消费者，放弃一部分中产。

30岁的John在奢侈品销售和运营岗位分别从业过2年，在他看来，这两年，一些顶奢品牌的销量其实在数据上是没有明显变化的。如香奈儿、迪奥、LV和爱马仕这四个，“它们的生意体量比较大，而且品牌形象一直以来都非常稳定。它们的定位也一直都是服务于相对富裕的人群，所以受众基本上是没有缩小的，受众的消费力也没有缩小。”

在John的了解里，相较于顶奢，“Gucci”“Celine”等中端奢侈品牌的业绩，业绩下滑更为严重。

“这除了一方面与部分品牌涨价有关，此外，部分受众流向了一些轻奢或国产品牌。”他强调，近年来，一些相对新兴的奢侈品牌产生了越来越大与实力增长相伴的影响力与知名度，比如“miumiu”“拉夫劳伦”与“山下有松”等。

“这几个品牌都具备实穿性高、适用场景多的特点”，John说，如今，对于奢侈品牌的消费，消费者尤其是年轻一代更注重“取悦自己”。但这里的“取悦”，不再是“更有社会地位的象征”，符号性开始让位于实用性，“我能想象到我背上这个包去哪个场景，去哪里玩”，年轻人开始更注重一件商品的现实运用，而非溢价承载的符号和情绪价值。

又如，对色彩的需求，开始取代直白的符号堆砌，“材质上也更倾向于一些轻便、潮流的类型”，John说，“比如轻薄一点的牛皮。”

在万菁看来，奢侈品的根本定义，就是“超出了它本来的价值”。如果刨除符号和虚荣因素，只看审美和质量，她其实不会选择购买大部分高奢品牌包。

以Fendi的老花举例，万菁一直觉得，它与中国传统的许多花纹是很类似的，而在她眼里，中国传统的许多美学符号反而更好看。“很多（奢侈品）的传统审美和工艺，比如经典花纹，其实都来源于我们中国古代的纹样，一些老花图案其实和我们古代器皿上的回字纹是相似的，那些从青铜器时代就已经出现的东西，经历了上千年，难道不比它们高级吗？”

逐渐去除掉自己身上的奢侈品符号后，谭雪反而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而非失落。她觉得，自己归根结底还是需要靠工资维持生活的“打工人”，“我为什么要去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不愉快？”

如今，谭雪决定购买一件奢侈品的消费决策，主要取决于“它会不会给我带来经济负担”。她意识到，奢侈品所象征的符号，不再是自己生活的重要构成要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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