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重影》这样一部剧，我们想表达的是一种对命运的抗争，我想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在人生中的绝大部分时间，我们会发现命运是无常的，但是每一个人都付出了努力，都希望自己能掌控一点命运的走向。在剧中，最后命运会给你一个机会，看你怎样做选择。谁都不知道命运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所以，自己的选择非常重要。选择不一定能改变你的命运，但这是你唯一能做的事情。
在我看来，清晰地呈现了一个NPD人格的男性PUA一个女性的全过程，是《重影》这部剧最大的意义之一。剧中的马伟成是典型的NPD人格，他的内心有一些扭曲，外在又有很多的伪装，他PUA女性，对妻子家暴，他非常复杂，但是现实中存在这样的人。从剧本创作阶段开始，我们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去完整地塑造和展现一个这样的人怎么寻找“猎物”，怎么伪装自己、接近“猎物”，然后怎么样让对方陷入自己的陷阱，怎么样一步一步地控制对方，怎么实施虐待，同时还从心理上、生理上把对方控制在自己身边，让人无法逃离。这些部分是《重影》的核心，我们希望观众能够从中学会辨别和防范这样的人。
我们也做了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大胆的尝试，在后面的几集完整地展现了女性反PUA的过程。秦虹和张妍联合起来，顺着PUA的流程，一步一步解锁，一个一个击破，像通关一样，升一级打一个怪。我们让观众先看透这个人面兽心两面三刀的男人，然后看两个女人合伙报复他，让他误以为我上钩了，实际上我一直在“玩”他呢，产生这样一种戏剧效果。所以故事到后面不是特别沉重，会有一些喜剧的成分。虽然我们讲的是一个悲剧故事，但是我们不想让观众沉浸在悲伤之中。
做导演是我自己的选择。我是在美国上的高中，选大学专业的时候，我一开始报的全都是商科。其实那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未来该干什么，报了以后，越来越觉得不对劲，这是我以后要做的事吗？我发现自己对商科没有那么强烈的热情，我还是希望做跟人的心理、跟社会有更多连接的事。我考虑过艺术、心理学，但是它们跟大众的连接太少，我不是研究型、学者型的性格，我想跟更多人产生连接。想到最后，我发觉电影合适。电影跟心理有关系，跟社会有关系，又跟大众有连接。
我想学电影的时候，家人最初是不赞成的。他们觉得这个行业太苦了，风吹日晒，通宵不睡觉，颠沛流离，完全没有稳定的时候，可能三年五年没有戏拍，不知道明天靠什么生活，不知道下一个机会什么时候来，也不知道十年、二十年以后会怎么样，可能一辈子都得不到拍片子的机会。这个行业里绝大部分的人经历了无数的困难，到头来只是做一颗螺丝钉，你能接受吗？
他们告诉我的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个行业可能会带来名和利，但是你不能冲着名利选择这个行业。如果你是为了名和利而从事电影工作，你一定会出问题的，而且你一定会很痛苦。因为这个行业里99.9%的人最终都不会获得名和利，他们都是螺丝钉。但是，我的家人后来发现我是真的对电影很有热情，很热爱电影，不是因为名和利。他们也没明说支持我，但他们尊重了我的选择，那就去做吧。
对我影响最大的一部电影，其实是我很小的时候看的《侏罗纪公园》。这是九十年代引进中国的第一部美国商业大片，我当时大概四五岁，对一个孩子来说，看这部电影就像是进入了一个真实的世界，你明明知道那个世界是假的，但是它又那么真实。那种视觉上的震撼，带给我内心的感受，是一种非常神奇的体验。所以，我在最开始的时候对电影的认识就是“电影是一个造梦的过程”，电影能够帮助观众去完成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完成的、在脑海中一直梦想的事情。
我在纽约大学学的电影，那段时间最大的收获就是长见识。去美国上学之前，虽然我看了很多电影，但没有接受过一套系统化的知识的训练。在学习的过程中，我知道了各种不同类型电影的存在，比如文艺复兴流派、法国新浪潮、美国独立电影浪潮，还有好莱坞的蓬勃发展，我知道了电影是各种各样的，有商业的，有文艺的，有个人化的，有没有故事的，有纯靠视觉的，什么样的环境产生什么样的电影作品。我知道了原来电影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我也找到了一套理解电影、学习电影的方法，学到了丰富的技术和方法论，获得了特别丰厚的土壤。
学习期间，我去布拉格大学游学，在捷克待了半年。捷克也有新浪潮电影，我们看了新浪潮之前的电影、新浪潮过程中的电影、新浪潮之后的电影，这些电影反映了东欧文化中的一些政治变化，电影也随之发生了更新换代。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电影工作者跟他们所处的环境、所处的时代是有很强烈的共振的，我们要跟着时代和环境一起去变化，这是电影工作者应有的一个素质。
在这个行业里，我其实是非常幸运的。毕业回国后我一直在写剧本、跟人聊项目，经历了一些短片的尝试。最大的转折是2018年，《只有芸知道》要去国外拍，所以需要一个双语导演组辅助冯导演工作，我有幸争取到了这个机会，就开始跟着冯导演学习了。《只有芸知道》拍摄过程中，冯导带我从剧本开始一点一点到最终呈现在大银幕，现在想想，又真实但又像一场梦一样。在冯导后来的项目《北辙南辕》《回响》《非诚勿扰3》中，我也一直做他的执行导演和B组导演。
冯小刚导演跟我说过：祖祥，你要让我教你做导演，说电影应该怎么拍，我说不出来，你只有在不停的观察中，在不停的实践中，才能够摸清楚做导演的道理。这些年，我耳濡目染地看他是怎么拍电影的，怎么构思每一场戏，怎样调度，怎样分镜头，怎样把控整个影片的调性，怎样把控制作和拍摄的节奏。在这个无声又细碎的过程中，其实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毕业之后，真正让我学习到很多并且找到了明确的方向的，就是跟着冯导拍戏。
我特别想修炼的是持之以恒的专注力。冯小刚导演会把每一件事情都想得非常具体、非常深刻、非常透彻，而且能够非常长时间地集中注意力在拍电影这件事上。从最初剧本创作阶段，冯导就会投入其中，也会一直带着我讨论，他也很愿意听听我们这些初入行业的年轻人的一些看法，并且会思考和融入到作品中，可以说是沟通无障碍，虽然我最初面对他还是有一些“怕”的，但相处下来发现很多东西不是我们表面看到的那样，交流很顺畅，这也是一直几部作品都能够愉快顺利完成的基石。在每一天的拍摄结束之后，冯导一定会去剪辑室看当天拍摄的素材，剪到夜里两三点钟。他跟我说过：你必须在剪辑的过程中去了解拍摄的素材有效没效，从而判断自己对这场戏的构成和思考是否正确，不断地验证，不断地反思，你才会知道缺少什么，这部戏的调性到底找准了没有，然后才能在明天的拍摄中做出调整。你要想成为一名导演，就必须具备这样的能力和素质，你要一直坚持下去，才有拍出好作品的可能，被观众喜爱。我经常想，要有多强烈的热爱，才能几十年如一日地做到这样。
在创作过程中，我一直在实践“身体力行”。冯小刚导演万事都是亲力亲为，这是确保作品各方面高质量的一个关键。他了解现场每一个工种的内容与时间节奏，会宏观的进行调控以达到最好的呈现。冯导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拍电影，别怕麻烦。这句话我一直受用至今，这次我自己做导演来拍摄《重影》，为了力争把世界观和氛围做充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场景都是实景，而且很多场景是非常难进去的。我们选的场景有悬崖，有服贸市场，有大型远洋渔船，还有只能徒步进入的山村。先期筹备的时候，我跟美术团队去了非常多的地方，都是人们去厦门旅游看不到的那些角落，生活气息很浓，但是很多地方进不去车，只能靠两条腿，我和摄影、美术、制片就边走边看，经常一走走一天。到了拍摄阶段，大家也很辛苦，夏天的福建每天都是暴晒，大部分场景还没有空调，又湿又热，车进不去的地方，器材都要靠人力扛进去。但是，这样拍出来的效果很真实，给观众不一样的感受。
从拍电影到拍剧，我更加明白了，面对一个题材，导演应该怎样去解构。电影和剧，从拍摄方式到制作手法都有区别，最直观的是剧的操作时间短、工作量大，如果想借助自己所能控制的资源最大程度地完成它，同时保持高品质，就要特别清晰地知道自己要拍什么，特别清晰地知道怎样做减法但又不过多地损害戏的品质。这些应变都建立在足够多的拍摄经验上，你才知道如何做取舍，才能判断得非常精确。现在，我有独立做电影长片的计划，同时也有其他项目。我们正处在一个比较大的变革期，在这个变革期里，我想尽量多地去尝试，去创新，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对整个行业有帮助的方向，尽量多地跟观众接轨，拍观众喜欢的戏。
短视频也好，短剧也好，今天的表达节奏和速度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观众的观影节奏和观影心理不可避免地会受影响。这是一个时代的变化，创作者必须去适应这个变化，必须接近观众的心理节奏和观影流动。我们要跟观众同频，跳出创作者的视角，从观众的角度去思考，去调整创作的方式，调整故事讲述的情节量、戏剧冲突的密度、人物信息的叠加以及整体故事的节奏。对我们年轻创作者来说，想要创新，一定要与时俱进，一定要扎扎实实下功夫。
如果你看到世界上最早的影片，一列火车撞向镜头，你会知道短视频的冲击不会让电影死亡。1895年的电影《火车进站》，当时人们第一次从屏幕里看到火车开过来了，以为火车会冲出屏幕，引发了恐慌。今天短视频带来的冲击意味着电影人需要创新的时刻到了。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坏事，它会倒逼着电影创作者做出新鲜的事物。我们不能跟在观众的后面，我们要领先一步，观众一定能看到并且理解我们的创新。今天的观众其实走在非常前沿的位置，因为他们看的不止于电影，他们在打游戏，他们在看短视频、短剧，他们在看各种各样的综艺节目，各种各样的渠道都在做创新，电影一定不能一成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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