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仔最近一直在关注学术圈的动向，因为这几天，香港大学又一次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偏偏，这次登上热搜的理由并不太光彩——博士生论文造假、AI虚构文献、副院长引咎辞职......
事情的起因，是港大的一名博士生撰写了一篇题为《Forty years of fertility transition in Hong Kong》（《香港40年生育转变》）的论文。
这篇文章聚焦过去40年香港生育率持续下跌的原因，还进一步提出建议——香港需要通过结构性改革，打造更家庭友善的社会与工作环境，才能改善生育问题。
从选题到论述方向，可以说非常契合当下政策与学界讨论的语境。
今年10月，这篇论文还成功刊登于国际学术季刊《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当代中国人口与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这篇论文的作者名单并非只有这名博士生，还包括港大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叶兆辉及多位知名学者。
怎么看，这篇文章都是一篇由资深学者把关、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可恰恰是这种“优秀论文”的定位，让后续的风波显得格外刺眼。
就在上个月，有细心的读者在阅读论文时，发现这篇文章引用了数篇根本不存在的文献。
有的参考文献明明标注了来源链接（DOI），但点进去却显示“DOI Not Found”：
有的写着引用自某一期学术期刊，可翻遍整本期刊，却根本找不到对应文章。
后经查证，这篇论文的61项参考文献中，竟然有多达24篇属于“查无此文”的状态，随后被确认是虚构文献。
更令人震惊的是，其中部分文献甚至署名为副院长叶兆辉本人，而现实中根本不存在这些论文。
早前，叶兆辉曾致歉称学生未认真检查
（图：香港01）
一时间，公众的质疑声迅速发酵：这些文献是AI编的？导师到底有没有认真审稿？
面对舆论压力，港大很快成立了调查小组介入。
12月17日，校方正式发布声明，确认在该论文中，部分引用文献确实属于由AI生成的虚构内容，而涉事博士生在论文中并未就此作出任何申明。
事件的处理结果也随之公布：
副院长叶兆辉辞去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及所有研究事务相关职务；涉事博士生白某，则交由校方依照纪律程序处理。
与此同时，论文团队同步向期刊方面申请撤稿。
然而，事件并没有随着这则公告的发布而画上句号。
相反，更深层的讨论才刚刚展开——当AI已经深度介入学术生产时，责任到底应该由谁承担？
是使用AI的学生？是没有认真核查的导师？还是整个评审机制，本身就没跟上技术变化？
而更让人感到不安的是，这并非港大今年第一次因为AI问题陷入争议。
今年7月，港大法律学院曾爆出一起震惊全网的AI滥用事件。
一名法律系的男学生，利用AI技术，将多名现实中的女性照片（包括女同学、中学教职员等），合成制作成裸照。
受害者人数多达20至30人，生成的裸照数量更是超过了700张。
这一行为本身已经严重侵犯个人隐私，引发社会的极大恐慌与愤怒。
但让大家无法接受的，是校方的处理方式——涉事男生仅被要求道歉，并收到一份书面警告函，既未被开除，也未被公开身份。
这样的处理力度，让不少学生感到无法接受。
而且就在前几日（12月17日），私隐专员公署公布了男学生裸照案件的最新进展。
私隐专员钟丽玲在记者会上表示，署方已取得部分资料并展开调查，但由于未有受害人愿意提供进一步资料，证据不足，未能提出起诉，案件因此无法继续跟进。
通仔想强调的是，无论是在学术领域，还是在个人隐私方面，滥用AI绝不只是“玩过界”那么简单。
相关行为，很可能会触及《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并且给受害者带来长期的心理与名誉伤害。
回看港大的这两起事件，表面上发生在完全不同的领域——一宗是学术论文，一宗是学生行为；但它们却有着相同的关键词：AI，以及同样模糊的责任边界。
当技术跑在规则前面，当工具变得越来越强大，却缺乏清晰的使用规范与问责机制，问题就不只是“谁犯错”那么简单了。
这或许正是AI时代，摆在社会与制度面前的一道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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