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济医院胸外科赵晓菁主任的诊室内，三脚架支起的镜头将诊疗全过程悄然收录。这些素材经精心剪辑后，会陆续出现在他的视频号中。在患者眼中，这位自带“金句体质”的专家既专业又接地气，屏幕内外的受众都对他的讲解心服口服。

赵晓菁主任的视频号截图

开通账号一年多来，粉丝量暴涨，外出时被认出、当场打开CT影像咨询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份“意外之喜”背后，是赵晓菁团队定下的铁律：面部打码、声音处理、患者拥有随时叫停权——这套标准化操作，让他的实践成为样本：在不干扰诊疗核心的前提下，真实医患对话能成为最生动的科普教材。

同样身为互联网医疗科普大V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妇科主任医师“恩哥”邹世恩

选择与门诊真实拍摄保持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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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科话题的隐私敏感度远超其他领域，稍有不慎就会越界。”他转而深耕话题策划，用热门的话题和严谨的表述同样实现了科普目标，印证了医疗科普形式的多元可能。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陈海泉教授曾拒绝过某一专业公司的拍摄邀约，对方提出的付费推广模式让他警觉：“我的患者已经排不过来，不需要流量引流。我担心的是，被商业算法裹挟后，会不会变相增加患者的就医成本？”

对于门诊拍摄的兴起，不少人对此也是各执一词。

支持者认为，这种“沉浸式”科普能直观传递诊疗逻辑，帮助同类患者快速获取参考信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医疗信息不对称，甚至成为拉近医患关系的纽带。“很多患者看了视频后对病情有了基本认知，就诊时沟通效率明显提高。”一位推行门诊拍摄的医生坦言。

一些支持的患者“粉丝”甚至主动询问，能否将自己的案例剪入视频，“能成为医生的科普素材，觉得很荣幸”。

反对者则存在顾虑：诊疗秩序、隐私保护与商业异化风险。“看病是私密的事，没人愿意未经同意就被公之于众。”有市民的愤怒背后，是隐私被侵犯的切实伤害。

某三甲医院专家诊室里，张贴在桌角的“禁止拍摄”标识格外醒目。管理部门认为，镜头的存在会干扰诊疗秩序，影响医疗决策的纯粹性，可能导致医生分心、患者产生心理压力。因而，这家医院的医生逐渐“放弃”门诊拍摄，转战示教室、办公室等场景，甚至还拍起了“外景”。

与之相对，仁济、华东、华山、中山、肿瘤医院等在内的多家医院采取开放姿态但附加严格规范。“我们不反对医生做科普，但需报备，同时守住三条底线：充分告知、保护隐私、不影响医疗质量。”

还有一些医院选择“中立观望”：不禁止，但也不鼓励。

上海市中心一家三甲医院的探索则更为精细，多部门会商后推出的“诊室告知台卡”，成为平衡各方需求的创新方案。这张摆放在桌角的卡片清晰列明核心原则：主动告知拍摄行为、说明科普用途、承诺面部打码与声音模糊等多重保护、保障患者随时叫停权，同时明确 “反对拍摄绝不影响诊疗态度”。

“门诊节奏快，不可能让每位患者签知情同意书，但充分告知是底线，大部分患者了解初衷后都会理解。”该院一位行政管理岗位的工作人员透露。

在流量主导的传播生态中医疗科普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伦理考验。

行业内一位知名的外科医生曾遭遇过“水军”诋毁——某社交平台上，有人持续发帖指责其手术效果，投诉后才发现对方是受雇于人的推手，在抹黑他的同时推荐其他医生。“真实的患者反馈我们会正视，但无中生有的诋毁，恰恰说明医疗领域已出现被流量绑架的苗头。”

流量的逐利性正不断侵蚀科普的专业性。算法偏好往往向简单化、情绪化内容倾斜，那些有笑点、有槽点的“医学段子”更容易获得传播，而严谨复杂的专业知识反而被边缘化。更值得警惕的是商业力量的渗透：有医生透露，尽管明文禁止带货，但个别同行会将特定产品刻意摆放在镜头可见的桌面、柜架上，通过高频次入镜实现变相广告效果。

MCN（网络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的深度介入更让行业变味。这些机构为追求流量，常向签约医生推送同质化脚本：一段时间内，大批医生扎堆讲解“不同位置的肚子痛”；此前还有一波“看什么病去什么医院”的跟风创作，而这类跨专业内容往往并非医生所长，仅是因为“话题热度高”。还有些医生的科普视频下方有引流链接，比如把患者引到第三方的挂号平台上，这一操作也成为部分医院反对门诊视频的重要原因。

从“野蛮生长”到“规范前行”到门诊科普拍摄的每一步，都离不开政策的引导与约束。

2025年3月，上海率先推出全国首个“互联网健康科普负面行为清单”，明确列出九类禁止行为：变相发布广告、擅自开设科普账号、侵犯他人隐私、交由不良记录MCN运营等均在其列，并配套建立全链条监管机制。

同年11月，国家卫健委印发《医务人员互联网健康科普负面行为清单（试行）》，以十个“不得”进一步明确执业红线，强化医务人员身份的合法性与合规性审查。

“诊室里的镜头

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题

而是如何在

‘科普价值’与‘患者权益’之间

找到平衡点的思考题。”

门诊拍视频不应“一刀切”

但规范体系的完善需要多方协同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