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宗拖了整整15年的医疗投诉案件，突然被医务委员会宣布“永久终止研讯”，瞬间在社会上引起强烈震动。
那一年，一对来自内地的夫妇黎志坚和彭红英满怀希望地来到香港，在浸会医院迎接他们的孩子出生。孩子出生后三天却出现抽搐，最终确诊为脑瘫，四肢残障，无法自理。
这对父母从此踏上了一条艰难的维权之路：
他们怀疑，是医生在产前未有进行乙型链球菌筛查，导致感染，引发孩子严重后遗症。
2010年，夫妇正式向香港医务委员会（简称医委会）投诉两名涉事医生。然而，他们等来的不是公正的裁决，而是一段漫长得近乎荒谬的等待。
原定于2016年7月举行的纪律研讯，在临开庭前一周，被告医生一方申请延期。医委会批准了请求，结果这一“押后”就变成了长达九年的沉寂。
直到2025年10月，这宗投诉终于在17日与28日重新排期聆讯——却不料在第二次开会当日，医委会宣布：由于案件拖延时间过长，恐对被告不公平，因此决定“永久终止研讯”。
黎志坚在记者会上几乎崩溃，直言“现在香港好像连第三世界都不如，没有天理”。尽管情绪激动，但他的愤怒，并不难理解。
公众的质疑也随之而来：
到底是谁让这宗投诉拖了15年？为何一个本该为病人维权的机制，反而变成了最让人失望的一道门槛？
要理解这件事为什么引起如此大反响，先得了解一下医委会的角色。
医委会是根据《医生注册条例》成立的法定机构，主要负责医生注册、制定专业守则，以及处理有关医生行为的投诉。这个组织本身以“行公义、守专业、护社群”为使命，强调专业自主性。
但根据近年数据，医委会每年处理大量投诉，其中八成被直接驳回，只有不到3%的个案进入纪律研讯程序。
而平均一个研讯，所需时间高达六年，有些甚至拖上十年。这次黎家案件拖了整整15年，确实刷新了公众的认知。
更重要的是，这种“久拖未审”的情况并非孤例。
有团体指出，还有两宗类似的案例也迟迟没有结论：
一宗是2016年，一名女警分娩后大出血去世，死因庭2022年已裁定“死于不幸”，家属向医委会投诉涉事医生，但8年过去，研讯日期至今未定；
另一宗涉及医生上门看诊后，病人服药死亡。死因庭判药物副作用有关，并认为医生“不诚实不可靠”。
但医委会当年却终止行动，家属重投投诉，得到的回应是“稍后回覆”，然后再无下文。
这些案件共同的问题，似乎都指向一个核心：制度效率与公正性的双重缺失。
医务卫生局迅速发声明，表示高度关注，并已去信医委会主席，要求其全面交代投投诉处理机制及研讯安排，并在八周内提交报告。
局方也强调，医委会必须恪守其“行公义、守专业、护社群”的使命，回应公众对医疗专业的期待。
而最受舆论关注的，还是这场“拖延”背后那个几乎未曾露面的角色：
根据现行制度，医委会的行政工作是由卫生署下设的“管理局及委员会办公室”所支援，也就是说，秘书处负责文件安排、会议协调与沟通联络。
在黎家个案中，医委会主席曾明确指出，秘书处至今无法交代为何案件一拖再拖，才促使研讯小组认为“不公”，从而终止程序。
外界怀疑秘书处是否人手不足、系统效率低下等问题。
局长卢宠茂在回应中表示，医委会五年内处理了超过8700宗投诉，申诉量极大，会“再看人手及工作流程是否需要改善”，也不排除未来考虑修订《医生注册条例》，包括调整委员会成员组成与听证安排，以提升整体效率。
医委会方面也在舆论压力下，于11月初宣布将主动复核永久终止研讯的决定。虽然有点“亡羊补牢”的味道，但毕竟是一个积极信号。
回顾这宗个案，它其实早在2010年代初就引发过社会关注，而如今再次掀起波澜，除了因为黎家令人心疼的经历，更因为它暴露出制度运行中的盲点——一个自诩“行公义”的机制，为何在面对严重医疗事故时，却只能以“时间太久”为由草草收场？那病人的伤痛，难道没有时效性吗？
黎远建已经16岁，黎志坚和彭红英也为此奔波了半辈子。他们并非执着于惩罚某位医生，而是想要一个交代，一份制度应有的尊重与正义。
今天的社会，面对的不只是个案，而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如果公义需要等待15年才能开审，甚至最终被放弃，那如何相信制度的公平性？
是否设立独立医疗投诉专员，是否改革现行机制，不再仅靠“内部自治”，也许已经到了不得不认真面对的时刻。
有时候，真正拖垮信任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对事件的回应。希望这一次，社会能等来一个值得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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