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觉醒来，王健林的限高令又被取消了。

按万达的说法，这是一场“乌龙”，是“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误解。

但我并不这么理解。我认为这是有人故意要把万达拖下水，好捡老王带血的筹码。

而一夜之间又突然解除了限高令，则意味着老王不耍赖不甩锅，坚持瘦身还债的态度，已经得到相关方面的认可。

想想老王确实也不容易，不争气的儿子跑国外花天酒地去了，自己还得以71岁的高龄东奔西走，每天一睁眼就是3000万的债务。现在的王健林和此前相比判若两人，都瘦到脱相了。

而这次危机不过是因为1.86亿元的经济纠纷，这笔钱对巅峰时期的万达而言，不过是九牛一毛。想当年，王老板那句“先定一个能达到的小目标，比方说我先挣它一个亿”火遍大江南北，何等豪气干云。

可如今，偏偏就是这1.86亿元，让昔日的中国首富差点连飞机头等舱都坐不成。天眼查显示，大连万达集团累计被执行总金额已达52.6亿元。而在这背后，是万达商管总负债超3000亿元的冰山。

其中一年内到期的债务就有400亿元，而账面现金仅116亿元。近200亿元的资金缺口，像一张血盆大口，随时可能吞噬这个曾经的商业帝国。

知情人士透露，此次“限高”或因“执行层面存在信息不对称导致”。这话说得委婉，实则道出了万达当下处境：不是不想还，是真的捉襟见肘了。

回想2017年，万达遭遇“股债双杀”，王健林断臂求生，将13个文旅项目卖给融创，77家酒店卖给富力。那一次，他挺过来了。但这次不一样。自2016年从港股退市后，万达走上了一条坎坷的回A之路。

对赌协议如紧箍咒般套在了王健林头上。随后转战港股，又签对赌，四次上市失败，直接触发了380亿元的回购条款。苏宁、融创、永辉等昔日盟友，如今都成了讨债的债主。

商业世界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为了还债，王健林不得不卖掉他曾经最珍视的资产——万达广场。累计85座，这个数字令人触目惊心。

从2023年仅售1座，到2024年出售超30座，再到今年5月一次性打包出售48座给太盟、腾讯、京东等财团，万达广场总数已从巅峰期的513座降至约300座。

这些曾经遍布中国大小城市的商业地标，一座座改换门庭。成都武侯万达改名“尚品奥莱”，只是一个开始。

71岁的王健林，最近公开露面时身形消瘦，但态度坚决：“绝不转移资产套现。”这句话，在当下中国房地产行业暴雷声声的背景下，显得格外沉重。

许家印的恒大爆雷后，留下一地鸡毛；碧桂园步履维艰；融创艰难重组......相比这些曾经的同行，王健林选择了一条更为艰难的路：变卖资产，努力偿债。财富值从2015年的2200亿元缩水至约200亿元，

这位曾经的中国首富，如今成了“首负”。但舆论对他却有两极评价：一方肯定其担当，赞其为“有底线企业家”；另一方则担忧万达前景，若珠海万达商管2026年前无法上市，或需再偿付440亿元债务，可能引发破产重整。

对此，万达也在努力转型，从重资产模式转向轻资产运营。出售广场后，万达仍通过品牌授权、招商管理、运营服务收取净收益的30%作为管理费。目标是將负债率从79%降至53%，聚焦“轻资产运营”。

听起来很美，但实际操作困难重重。核心资产的流失必然削弱品牌溢价，轻资产模式又极度依赖运营能力。最新数据显示，万达租金收缴率已从99%降至94%，这5个百分点的下滑，可能预示着更大的挑战。

王健林能否带领万达穿越周期，实现“轻资产重生”？答案或许就藏在那300座尚未出售的万达广场的运营数据里。

不管怎么说，限高令的解除，对王健林个人而言算是一次“平安落地”。但对万达集团来说，只是漫长偿债路上的一次短暂喘息。

这三日的限高风波，像极了一部浓缩的商战大片：起高楼，宴宾客，楼塌了，再努力扶稳。王健林的个人命运，已成为中国房企转型阵痛的缩影。

从“首富”到“首负”，再到“信用修复”，这条路径印证了中国房地产行业逻辑的根本重构：降杠杆、稳现金流、重塑商业模式才是生存关键。

那些曾经遍布中国大小城市的万达广场，不仅是商业地标，更是一个时代的符号。它们见证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高速发展，也正在经历去杠杆化的阵痛期。

没有人能否认，万达广场曾是无数城市的“商业图腾”。在一二线城市，它是初代综合体的代名词；在县域小城，它是小镇青年喝到第一杯星巴克、打卡连锁品牌的起点。

那些人头攒动的中庭与灯火通明的商铺，早已把“万达”二字烙进城市发展的记忆里。

如今，当太和县万达广场开业33万客流的火爆，与北京总部易主的落寞形成刺眼对比时，我们更应读懂：

没有永远的巨头，只有顺应时代的前行者。王健林此次“平安落地”，不是终点，而是新征程的起点。

不管怎么说，他都算得上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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