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1、本庭需处理两项申请：

2、由第一至第三原告于2024年12月30日提交的原诉传票，其根据《高等法院条例》（第4章）（“HCO”）第21M条寻求命令，以限制第一及第二被告（统称“被告”）处置或处理香港某银行账户中的某些资产，以协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杭州市已展开或将要展开的法律程序；

由原告于2024年12月30日提交的非正审传票（“非正审传票”），寻求在原诉传票实质处理完毕前颁予非正审禁制令。在2025年1月3日由周兆钧副法官（DHCJ Grace Chow）审理非正审传票的聆讯中，被告承诺在非正审传票实质裁决前不会提取或抵押相关资产。在原告接受该承诺后，法庭并未颁予临时禁制令。

3、就目前目的而言，处理原诉传票即同时处理非正审传票。

二、当事人

4、当事人本质上来自同一个父亲已故宗庆后（“ 宗庆后 ”）的两个家庭。宗庆后于2024年2月25日去世。宗庆后是中国饮料生产商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 娃哈哈集团 ”）的创始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5、第一原告、第二原告和第三原告（分别为“宗继昌”、“ 宗婕莉”和“宗继盛”）是宗庆后与杜建英女士（“ 杜女士 ”）所生的三名子女。

6、第一被告（“宗馥莉”）是宗庆后与施幼珍女士（“ 施女士 ”）所生的女儿。她是娃哈哈集团的董事长。

第二被告（“ 建浩公司 ”）是一家英属维尔京群岛（BVI）公司，其自2024年2月2日起的唯一注册股东为宗馥莉。在宗庆后于2024年2月25日去世前，其唯一董事为宗庆后，之后由宗馥莉接任。

7、建浩公司在香港持有各种资产，其中包括截至2024年5月31日在其汇丰银行账户（“ 汇丰账户 ”）中持有的净资产1799062412.25美元，主要包括债券和其他固定收益资产以及部分现金和定期存款。原告现寻求保全令的目标资产正是汇丰账户中的这些资产（“ 汇丰账户资产 ”）。为方便起见，建浩公司持有的汇丰账户资产以外的其他资产将称为“ 其他资产 ”。

8、宗庆后留下两份于2024年2月2日签署的遗嘱（“ 遗嘱 ”），其中一份涉及他特定的离岸资产，但未涵盖建浩公司及其资产；另一份涉及他在中国大陆的境内资产。

这两份遗嘱均未将任何原告或杜女士列为受益人，而是将宗馥莉、施女士和宗庆后的母亲王树珍女士（“ 王女士 ”）等人列为受益人。

两份遗嘱指定的遗嘱执行人均为陈汉（汉坤律师事务所律师）和郭虹。本席须立即补充，本诉讼在任何方面均不涉及宗庆后遗产的管理。此处仅提供背景信息，以理解下述双方提及的协议（这些协议涉及遗嘱）。

三、原告的证据

9、原告的案件主要依赖以下三份文件：

手写指示：一份未注明日期的手写文件，据原告称由宗庆后于2024年1月底亲笔书写，写给郭虹。

委托书：宗庆后于2024年2月2日签署的文件。

协议：2024年3月14日由宗馥莉、宗继昌、宗婕莉和宗继盛签订的文件。

（1）首先设立信托架构；

（2）在汇丰银行开设账户；

（3）将资产转入信托。

（1）宗馥莉不承认手写指示的有效性；

（2）宗馥莉不同意对信托契约草案作任何进一步修改；

（3）宗馥莉将以适当的速度继续设立离岸信托；

（4）宗馥莉无义务回应大成所提出的信息请求 （信托文件内容相关请求除外）；

（5）若原告损害宗馥莉利益 （例如提起诉讼），宗馥莉有权立即停止设立离岸信托。

（1）尽管《协议》第5条规定：

信托设立预计以一个PTC（Private Trust Company）模式过渡到专业受托人阶段，在PTC过渡阶段，宗馥莉担任受托人的股东，信托架构中的其他角色由郭虹女士及陈汉先生根据实际情况并咨询相关专业意见后担任；在过渡期结束后，则由受益人指定的人士来担任。”

宗馥莉坚持在信托契约草案中加入一项条款（草案第5条），委任她为信托保护人（protector of the trust），并有权决定信托期限（trust period）（草案第11条）；

（2）尽管《委托书》 第1条和第2条明确规定只有原告及其直系卑亲属（issue） 才能成为离岸信托的受益人，但宗馥莉在信托契约草案中（草案第9条）提议加入条款，使宗馥莉的直系卑亲属（issue）也可能成为受益人。

“简言之，尽管经过数月的谈判，宗馥莉仍未设立三个离岸信托或私人信托公司；（ii）拒绝承认手写指示的有效性；（iii）拒绝向我们提供任何有关汇丰账户的信息（除2024年1月结单和2024年5月结单外）；及（iv）相反，她导致资金（至少1085120美元）从汇丰账户转走，目的不明（且显然并非为了离岸信托的目的）。”

四、被告的证据

27、关于原告对未经授权提款的投诉，宗馥莉解释说所有交易均为合法：

◆外币（美元、加元、澳元、英镑、欧元、日元）减少，而港元和人民币增加，是由于汇率波动和投资组合变动所致。

◆约524万美元净变化主要因2024年3月及4月建浩公司偿还汇丰银行贷款及利息：

（a）在2023年12月27日（《委托书》和《协议》之前），建浩公司（当时唯一董事仍为宗庆后）向汇丰银行借入一笔固定贷款，金额为318491601.59 港元（“第1笔贷款”），用于投资“某些金融产品” 融资；

（b）在2024年2月27日（《委托书》之后，《协议》之前），为再融资第1笔贷款及其应计利息，建浩公司提取第二笔贷款321681875.25港元（“第2笔贷款”）；

（c）在2024年4月5日（《委托书》和《协议》之后），为再融资第2笔贷款的未偿还本金及利息，建浩公司提取第三笔贷款233778513.60港元（“第3笔贷款”）；

（d）在2024年4月12日（《委托书》和《协议》之后），建浩公司提取了第四笔贷款233681657.69港元（“第4笔贷款”），用于清偿截至2024年4月12日的第3笔贷款未偿还金额及其应计利息；

◆提取的1085120美元用于结算由名为New Era Capital Partners，L.P． 和 New Era Capital Partners II，L.P．（合称“基金”）于 2024年1月22日和2024年3月14日分别发出的出资请求（capital calls） 。建浩公司（当时唯一董事为宗庆后）分别于2017年8月和2022年初投资了这些基金。被告在其证据中明确承认这些基金“并非汇丰账户的一部分”（见宗馥莉第1份陈述书第31段）。

30、首先，宗馥莉称《委托书》第3条（见上文第11段）意味着只有固定本金的利息才是信托资产，而非本金本身。她强调这一点，因为她认为原告错误地认为本金也应属于信托资产的一部分。

31、其次，与此相关，宗馥莉辩称原告不应将她视为仅仅是受托人（mere entrustee），仿佛她对设立离岸信托的文件条款没有发言权（no say） 。她援引了《协议》第5条和第6条（见上文第14段）。特别是第5条规定在离岸信托过渡到私人信托公司期间，宗馥莉将是“受托人的股东”。

32、第三，关于她坚持要求对资产进行估值，她援引了《协议》第4条（见上文第14段）。简言之，宗馥莉辩称汇丰账户中的资产价值从未达到21亿美元，因此在双方找到弥补短缺的方法之前，原告没有理由主张各自有权获得每个7亿美元的离岸信托。宗馥莉进一步辩称，每人7 亿美元的数字仅仅是期望值（aspirational only），而且无论如何，她不承认手写指示的有效性。因此，原告坚持每个离岸信托必须注入7亿美元现金是不切实际且不可行的。

33．第四，关于宗馥莉提议将其直系卑亲属纳入离岸信托受益人的建议，被告的资深大律师 Benjamin Yu SC（由莫文乐大律师（Mr Bernard Mak）协助） 似乎辩称其直系卑亲属会被信托契约草案中“被排除人士 ”的定义所排除。

恕本席直言，此论点不能成立，因为“被排除人士”被定义为宗馥莉的配偶，或宗馥莉的任何子女或更远卑亲属的配偶；换句话说，宗馥莉的直系卑亲属不会被排除。此外，在其口头陈述中，余资深大律师暗示，将宗馥莉的直系卑亲属纳入受益人范围以及委任宗馥莉为有权终止信托期限的保护人，可能是由于律师的模板所致。本席立即拒绝此建议，因为本席无法在此方面进行司法认知，且被告没有提供证据解释这些条款的加入是因为宗馥莉的律师盲目使用了一个适合所有情况的模板，而未根据其客户需求行使任何专业判断。

五、原告的案件

36、原告主张：

（1）《协议》受香港法律管辖（被告目前没有证据对此提出争议，尽管余资深大律师明确保留在任何后续法律程序（无论是在香港还是内地）中的立场）；

（2）宗馥莉未能设立离岸信托， 违反了《协议》，且其“不作为” 违反了《协议》第7条；

（3）宗馥莉就汇丰账户资产而言是归于受托人和/或负有受信责任方 。

六、杭州诉讼

37、尽管原告的案情是《协议》受香港法律管辖，但由于《协议》中的司法管辖权条款（即第10条），原告必须在杭州市法院提起诉讼。因此，原告于2024年12月27日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中院”）提交一份附有民事起诉状的申请（“向杭州法院的申请”），要求立案，以对宗馥莉（“杭州诉讼”）提起诉讼，并将建浩公司列为第三人。在杭州诉讼中，原告将寻求以下（及其他）济助：

（1） 判决确认建浩创投公司名下在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的银行账户中的资产是三位原告享有受益权的信托财产（下称‘信托财产’）；

（2） 请求确认被告就信托财产对原告负有受托责任，需就信托财产的去向作出解释；

（3） 请求判令被告在28天或法院认为合适的任何其他期限内，根据[Handwritten Instructions]、[Letter of Entrustment]、[Agreement]，履行 [Agreement] 第3、4、5、6、7条约定的义务；

（4）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利息收益，以21亿美元为基数；

（5）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擅自转移的信托财产损失（暂计为1085120美元）。

七、《高等法院条例》第21M条申请的双阶审查标准

40、终审法院在Compania Sud Americana de Vapores SA v Hin-Pro International Logistics Ltd （2016） 19 HKCFAR 586 第47-54段（由Phillips勋爵担任非常任法官）已明确《高等法院条例》第21M条的适用方法。本席仅需援引高等法院Lisa Wong 法官在 Jiang Xi An Fa Da Wine Co． Ltd v Zhan King [2019] HKCFI 2411 第48段总结的法律原则：

（1）在第一阶段，法院首先需判断：若在外国法院已展开或将要展开的法律程序最终作出判决，该判决是否属于香港法院可予执行的判决。若外国程序作出的判决可由香港法院执行，则法院需进一步审视：若该临时救济是为协助香港本地诉讼而寻求，法院会如何考量相同问题；唯一区别在于，原告针对被告的实体申索的强度 （如属相关） 应站在外国法院的角度审视，而非依据香港法律审视。

（2）在第二阶段，根据第21M（4）条的要求，法院应考虑以下事实是否使得法院批准该申请不公正或不便利：除第21M条外，法院就该相关法律程序的主题事宜不具有司法管辖权。

八、第一阶段

41、就第一阶段而言，被告律师余若海资深大律师未对杭州诉讼判决可执行性提出异议，但主张禁制令（Mareva、财产或保全令）门槛为“有合理胜诉依据的案件”（good arguable case），引用Hin-Pro及Convoy Collateral Ltd v Broad Idea International Ltd [2023] AC 389。

42、本席无法理解这些案例如何支持余资深大律师关于门槛的主张。这些案件均涉及玛瑞瓦禁制令或冻结令，而其门槛即便在香港本地诉讼中也是良好可争辩理据。正如区庆祥署理副法官（DHCJ Queeny Au-Yeung）（当时身份）在Narian Samtani v Chandersen Tikamdas Samtani [2012] 4 HKLRD 872指出，保全令与玛瑞瓦禁制令存在本质区别，即：

 “ Mareva禁制令远超产权强制令或保全令，它使法院能够批予原告一项非正审禁制令，以限制被告处置甚至处理其资产，而这些资产是原告并未主张产权，但在判决后可被扣押以清偿金钱判决的资产......”

43、正是这种区别（Mareva禁制令具有更广泛效力），才要求对Mareva禁制令适用更高的门槛 。

44、第一阶段目的是若香港法院不颁布命令，为外国诉讼颁布无意义，体现司法礼让。提高门槛反而不符礼让。第21M条申请本质为香港法院非实质争议法院，仅提供协助。

45、法定管辖权及外国法院选择不导致更高门槛。案例显示，Mareva禁制令在第一阶段适用国内门槛。法庭认为，保全令门槛为“有重大争议待决”。

......

49、证据显示，原告违约申索存在重大争议待决，余律师同意，且原告确立“有合理胜诉依据的案件”。

50、关于信托及受信关系：

委托书创建明示信托，宗馥莉及建浩公司无汇丰账户资产受益权；

协议产生推定信托，宗馥莉负有受信义务；

建浩公司为宗馥莉控制，可推断信托声明。

51、原告对汇丰账户资产及收益有财产权利。余律师认为仅收益涉及受信义务，信托未设立，投资决定权在建浩公司。手写指示第5条（先办理继昌/婕莉信托）显示设立信托时间为重大争议待决。法庭认为信托及受信问题存在重大争议及合理胜诉依据。

......

57、关于便利平衡（balance of convenience） ，本席须指出：原告现寻求的保全令非Mareva禁制令。因此，存在资产散失的真实风险（real risk of dissipation）并非必要条件 （但仍具相关性）。相反，审查标准在于是否存在保全必要，且若损害赔偿可充分救济，法院可拒绝批予保全令：参见Narian Samtani 案（同上）第78-79段（区庆祥署理副法官）。本席认为基于以下原因确有必要：

财产申索存在重大争议，便利平衡倾向保全；

未分配收益、未设立信托，馥莉解释存争议；

馥莉拒绝提供账户信息，存在散失风险；

资产价值18亿美元，被告难赔偿。

58、若申请在香港法院提出，法庭会颁布保全令，但禁止“处置”或“减少价值”不适当，因账户为投资账户，价值波动。禁止“撤回”及“抵押”更合适，避免干扰内地法院案件管理。

......

61、第一阶段通过。

九、第二阶段

62、Hin-Pro 称不宜列出不公或不便情况清单，但引用Motorola Credit Corporation v Uzan（No 2）[2004] 1 WLR 113五项考量：

颁布命令是否干扰主要法院案件管理；

主要司法管辖区政策是否不颁布全球冻结/披露命令；

命令是否导致不和谐或混乱；

是否存在管辖权冲突；

是否颁布无法执行的命令。

余律师主张资产散失真实风险为第二阶段要求，法庭驳回，测试为是否不公或不便。保全令不干扰杭州诉讼，协助内地法院确保资产可用，体现礼让。

余律师主张应先向内地法院申请，法庭认为非先决条件，引用Chow Steel Industries、JSC VTB Bank、Anan Kasei案例。原告解释未向杭州法院申请因中国法院极少颁布域外保全令（见继昌第二份陈述书及专家意见）。

被告专家提及一保密案例，报告严重涂黑，价值甚微。原告专家意见更可信，内地法院极少颁布域外保全令。法庭认为颁布保全令公正且便利。

......

81、本席须明确：若情势重大变更 （如内地法院就案件实体作出某些裁决），致保全不再公正或便利，当事人应立即通知香港法院，届时由香港法院考虑如何处置保全令。

十、披露命令

82、原告寻求披露汇丰账户余额、2024年2月2日起资产去向及1085120美元去向（已解释无需）等信息。

83、法庭考量：杭州诉讼寻求的救济2（Relief 2）要求被告解释信托财产去向，披露命令可能干扰案件管理；

披露命令通常为保全令辅助工具，确保有效性。

法庭颁布披露命令，明确仅为确保保全令有效，体现对中国法院礼让，非基于案件实质或救济2。

十一、结论

88、法庭颁布命令，修改如下：

禁止“处置或处理或减少价值”改为“撤回或抵押”；

删除披露命令第3（c）段；

命令有效至杭州诉讼最终处置或法院进一步命令；

删除域外送达条款；

允许申请自由；

更新附件1，包含所有陈述书，注明未阅读继昌第二份陈述书第32及37段被删除部分。

89、无需对临时传票作出命令。